过去三十年来,中国经济迅速增长，其规模每七，八年增长一倍。与此同时，贫富差距，社会不公以及环境污染等问题也在中国加剧增加。中国西部少数民族地区包括内蒙古和西藏在这些问题基础之上，还面临着文化生存问题。这些地区的发展驱力倾向于模仿中国沿海地区的经济模式。少数民族在拥抱经济发展和维持自己文化完整性之间日益面临着一种不可能做出的选择。作为最早拥护以发展为中心的政策的蒙古人，就走在了面对这一难题的前列。
本文讨论了蒙古人在中国发展过程种失去土地和文化的情况。 这篇文章的 大部分内容参照了自1991年我还是一个研究生时，对在中国后改革时代内蒙古鄂尔多斯高原环境的研究。当时我还对中国环境的未来保有乐观的态度。而这种乐观在我看到蒙古人日渐失去他们的土地和文化的情形时便大大减退了。
以汉人占80％以上人口的内蒙古，是中国80年代最早拥抱改革政策的地区之一。 “ 家庭责任制” ， 作为当时中国边远地区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政策， 在经历了60， 70 年代的“合作社”之后， 把土地重新派分给了家庭。作为牧区的范例， 内蒙古率先实行了牲畜和草地两项派分， 政府鼓励牧户在草原上修建围栏， 到90年代时，鄂尔多斯高原上所有可以利用的草原都已经被封闭了。
政府以为完成草原围栏建设是该地区迈向发展的巨大进步。然而， 因草场私有化产生的负面影响却日趋严重。过渡放牧和其他的诸如草原退化等迅速成为明显面临着的问题。 过去， 传统的草场共享方式不仅是内蒙古畜牧业的重要支持，而且也支持着整个地区的文化结构。 根据90年代曾在内蒙东部 工作过的人类学家 Dee Mack Williams，因草场私有化而对蒙古文化造成毁害的严重程度远远超过了毛泽东时代。
在草场私有化之后，过度的土地开发紧随其后。最严重的莫过于通过灌溉来迅速扩大耕地面积的开发。鄂尔多斯高原向来干旱，年降雨量仅为300至500 毫升（ 与拉萨地区相似， 相当于纽约市的1／3），以沙质土壤为主。该地区的地下水浅且容易开凿，因此对于开挖的劳动力和技术要求都不高。 鄂尔多斯的蒙古人用从邻近的陕西省的汉族农民手中学到的简易的挖井技术，得以迅速地扩大灌溉面积。玉米和水需求量大的农作物被陆续引进种植。鄂尔多斯地区的蒙古人现在拥有和种植农作物的土地面积已经大大超出了他们在邻省陕西的穷汉人邻居。
除此之外，有组织的进行提高草原总体生产力措施也被实施。 毛泽东之后的中国试图费力摆脱毛对自然发动战争的形象。 在中国北方， 这种努力以修建“绿色长城”防护林的形式得到体现， 这是一种通过建造绿化地带来防止戈壁沙漠移近的项目。 灌木和绿草也被直接种在沙漠里，飞机撒种被认为有利于增大草地覆盖的面积。这种强化实施造成了怎样的后果呢？让我们先来看一看草原的变化。绿色长城， 现在覆盖着500，000亩的地区， 是迄今地球上最大的人造林。在鄂尔多斯腹地的一个以蒙古人为主的干旱地区，人均植树率从80年代的200，300棵增加到 2001年的2000棵。然而种植的绝大多数树木是柳树， 这是一种水源必须充足的树种。
虽然灌木和绿草的种植量提高了， 但是草原的总体质量却日益明显恶化，至90年代末放牧过度已经成为一个严重的问题。最优质的低地草原，野草曾经长的漫过人们膝盖的地方， 草的高度现在已经退化到接近地面。 低地草原的水位下降导致流沙的形成。作为衡量土地总体质量的一个指标， 流沙覆盖土地面积的比率，并未由 80年代的50％发生多少改变。几十年来旨在改善生态环境的努力似乎既没有改善草原环境也没能改善整个生态系统。
我对后毛泽东时代中国环境的未来所保持的乐观态度，现在已被所意识到的讽刺性的现实所带来的深深忧虑所代替：后毛泽东时代的生态政策本质上同样遵循了毛时代的人定胜天的逻辑，那就是人类主宰和控制自然。土地改善项目意在开发更多的可利用土地， 而不是恢复曾经的草原生态系统。其结果恰恰适得其反，并且由于这种失败进而实施具有争议性的“生态移民“项目， 于2000年从已经退化的草原上让人们迁出。
但是蒙古人获得了利益吗？ 从经济角度来看，也许有。但是为此而付出的代价呢？白拉吉， 是在80年代首先引用灌溉技术的蒙古族农民， 谈到了他所面临的困境：
“其实种地很辛苦,可是如果让我们现在回到过去放牧的日子， 我们再也不会习惯那种很低的生活水平了。我现在已经习惯了种地——我已经变成了一个经验丰富的农民了。”
白拉吉对他的儿子考入了 包头市的一所大学而不用回到草原上生活感到欣慰。在过去几年里， 煤矿和天然气资源相继在鄂尔多斯开发，农村外出打工和城市扩建迫使越来越多的蒙古人离开了自己的草原。 对于那些留下来的人来说,蒙古游牧传统化的物质基础已经彻底被改变了。
由对鄂尔多斯蒙古人社会的未来的思考， 令我想起比尔 莫耶斯(Bill Moyers)的《精神与自然》，这本书探讨了世界上不同的精神信仰传统， 以及他们对自然的观念。 一位印第安老人回忆，开发商曾到她的家乡承诺带来繁荣，假如当地人同意让他们在当地的神山上建造一座滑雪场。“这是另一种价值观的繁荣”她说， 意味着以文化为代价的利益追逐。
这就是鄂尔多斯蒙古人现在得到的——另一种价值观的发展,这是一种忽视蒙古文化历史和未来的发展。蒙古人被夹在了中间：在他们期望物质条件改善的同时,他们也看到了自己的传统文化被侵蚀。而他们将会得到时间停顿片刻，来思考自己所面临的选择和机会，从而为自己的未来做出决定吗？
在中国的少数民族地区中，内蒙古更加地遵守中央政府的政策。假如蒙古人是党（选择的）少数民族的代表， 那么他们的土地和文化的损失，也许意味着假如现有中央政策不变的话其他少数民族将会有的经历。